“爸爸，您看急诊室这么多人在排队，要不您给医院领导打个电话，我们走绿色通道吧。”

 

　　“我的病不碍事，大家都在排队，还是再等会吧！”

 

　　“您病得不轻，马上又要赶回赣州去巡视，时间紧张，还是说一声吧!”

 

　　“我是名领导干部，事事都要以身作则，不能带头坏规矩。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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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是今年3月12日晚8时在江西省人民医院急诊室发生的一段对话。医生后来才知道，那名看上去脸色发青、咳嗽不止还执意要排队的病人，就是江西省委第三巡视组组长李泉新。

 

　　李泉新是利用在赣州巡视回南昌开会的间隙来省人民医院看病的。包括排队、入院、住院在内，他在医院所待的时间没有超过40个小时。3月13日中午，不顾医生的反对和家人的劝阻，仍在发烧的李泉新签下“自愿承担一切风险和不良后果”的“承诺书”，带着药物奔赴赣州。

 

　　“老家的人都知道他的脾气，没人敢提非分请求”

 

　　“他什么都好，就是说话太不给亲戚面子，把大家都得罪光了，不过后来好在亲戚都能理解。”提起自己的丈夫，李泉新的爱人徐国香半是怜惜、半是欣慰。

 

　　徐国香和李泉新中学时就是同学。她当年欣赏的，就是李泉新的好学上进和为人正派。几十年的相濡以沫，她已经成为丈夫坚定的追随者与支持者。

 

　　徐国香说，前些年，丰城老家有人提出请李泉新出面，在工程上帮忙打打招呼，遭到李泉新断然拒绝：“这种事不要找我，我不认识什么人。就是认识谁，我也不会打招呼。我是党的干部，不能一人得道、鸡犬升天。”徐国香介绍，拒绝的次数多了，老家的人都知道他的脾气，也就再没人提出什么非分请求了。

 

　　李泉新家里有十兄妹，但他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职权为家人谋过私利。除了二哥考上大学在宜春工作之外，其他几个兄弟姐妹有的在老家打零工，有的靠卖菜、种田为生。

 

　　在徐国香眼里，李泉新整天忙得像个陀螺。到省委巡视组任职前，徐国香认为，李泉新到了巡视组就不会那么忙了，也没有那么多会开了，可以抽空帮忙带带孙子、照顾照顾家里了。可后来令徐国香没想到的是，李泉新不仅没有清闲下来，而且还经常到办公室加班加点，有时还抱着一大堆材料回家写,一干就是半夜，比以前更忙了。

 

　　徐国香劝他：“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要注意身体。你这样下去，身体哪里吃得消。”李泉新经常是抬头微微一笑，表示听到了，然后摆摆手，又继续伏案工作。

 

 

　　在儿媳徐翠看来，李泉新没有一丁点儿领导干部的架子：在外应酬少，在家有时间就抢着做饭；房间里堆积如山的书籍，大部分都是从旧书摊上“淘”来的。李泉新这样教育后辈：“我是农民出身，现在生活这么好，要懂得知足。”

 

　　谈起她2009年12月的那场婚礼，徐翠仍然记忆犹新。

 

　　“当时我和爱人正忙着布置新房、预订酒店，为结婚典礼作准备。他把我叫到一旁说，我们那个年代结婚办酒一切从简，我希望你们的婚礼也能隆重而简朴，酒席就到丰城老家办几桌吧。”徐翠说，她当时一听就有点不高兴，哪个女孩不希望自己的婚礼办得热闹、风光。“我当时坚持说，婚礼还是要办得像样一点。”

 

　　没想到第二天，李泉新又找到徐翠，耐心地对她说，他要带头移风易俗，婚礼除亲戚外，不邀请其他人参加。

 

　　“最终我和爱人同意了他的要求。他也‘妥协’让我们在南昌办了几桌酒宴请了亲戚，公公的兄弟姐妹只来了两个代表参加我们的婚礼。”徐翠回忆说，“我们结婚时，中央还没有出台八项规定，要求也没有现在这么严。现在回头想想，公公一向对自身要求严格，这种廉洁自律的精神非常难能可贵！”

 

　　李泉新历来把工作看得很重，对物质生活却看得很淡，吃穿很不讲究。家人都劝他：“你经常参加各种重要会议，怎么也得注意点形象，浑身上下连件好一点的衣服都没有，多寒酸!”他却说：“谁说领导干部就非得穿好衣服？穿好衣服形象就好了？我看还是朴实一点好。”

 

　　看到李泉新经常在路边地摊上买衣服，徐翠实在看不过去，在商场给李泉新置办了几件新衣服。李泉新“责怪”她：“这么好的衣服，要花多少钱啊！”

 

　　“其实就是几百块一件的衣服，公公却当礼服穿。”说到这，徐翠的眼中噙满泪花。

 

　　徐翠还记得，李泉新出席会议经常穿的那件大一号的西装，还是他为出席儿子的婚礼特意买的。

 

 

　　“你不要一到单位上班就想三想四，工作做好了领导自然看得见，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，你以后不要来找我。”外甥徐华辉曾小心翼翼地试探，指望舅舅在自己职务转正时说句话，哪里知道，舅舅听着听着就发起了火。

 

　　“这些道理我都懂，但我不爱听，我不是生活在真空里，我也需要家人的关心和帮助……”一说起这事，徐华辉就觉得委屈。他说，“2004年10月，我妹妹工作的单位进行机构改革，她想继续留在原单位工作，于是找到时任省纪委常委的舅舅，希望他能帮忙打个招呼，没想到也是碰了一鼻子灰回来。”

 

　　“我们只要他帮忙说说话，又不是让他去违反原则，就是做个顺水人情而已。”徐华辉说，“家里出了一个大干部，一点光也沾不到。有时过年过节去看他，你不带礼物还好说，带了反而进不去门。”舅舅严肃地对他说，熟悉的知道你是我外甥，不熟悉的还以为你是来给我送礼的。“从此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带过任何东西去他家。”

 

　　前几年，儿媳徐翠也有着和徐华辉一样的委屈。徐翠是省城一家单位的合同制职工。有次她央求李泉新，希望能和单位的领导说说，帮她转为正式工。李泉新却说，你们单位和你同龄的职工大部分都是合同制的，大家都一样，你不要去搞这个特殊，有份工作做就行。

　　直到李泉新去世后，徐华辉才知道，就连舅舅的儿子也没沾过舅舅的光，至今仍是事业单位一名普通工作人员，每天上班来回要走60多公里。

 

　　“不能向组织伸手要这要那，更不能打着爸爸的旗号为自己谋利益，这是爸爸的嘱咐，也是妈妈给我们定的家规。”但曾经，因为工作的事，年轻的儿子无法理解父亲的心意。“我倔劲一上来，回家故意不和他说话，不愿意搭理他。”

 

　　光阴荏苒，心结早已化解。早年的赌气，转成一份深深的歉疚和怀念。儿子的遗憾溢于言表：“爸爸工作很忙，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本来就少，当初真应该好好陪陪他。”（记者 李伟 孟维伟）